卜曲

     我的成长经历说明：

     一、一个落榜的高中生，只要落榜不落魄，落榜不丧志，瞄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拚搏、拚搏、再拚搏，到头来一定不比考上大学的同学差。

     二、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在实践中磨炼，在实践中拜一切成功者为师，刻苦自学自己从事的专业知识，照样可以成才。

     希望家有高中生的家长，在孩子落榜之后，能把我的成长经历告诉孩子，为他们走出落榜阴影，走向成功人生，提供一个活的参照物。

                         过不了独木桥,寻找阳关道

 ——一个高考落榜生的成才之路（之五）

张崇发

                       七、专题采写名胜古迹，力争博中求专

       1980年，随着国家旅游业的飞速发展，许多报刊开辟了“祖国各地”、“伟大祖国”、“锦绣江山”、“名山胜水”等栏目，报道风景名胜点。

      1969年10月，我从基层调到北京军区机关后，活动范围扩大了，每年到各地采访时，如果有机会，对游览名胜古迹也感起了兴趣，还顺便搜集一些资料。

     为适应新的报道形势，同时为了增一门专门知识，我转而开始系统采写名胜古迹。采写这类稿件，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物知识，文笔也需要优美一些。多年来我写惯了人物、事件报道，一接触这类题材，感到费力不小。

     我便摸索着边写边自学中国史，正史、野史、地方志全看。名胜古迹往往与历史人物有关，这就得读许多人物传记，以搜寻历史人物在那里留下的足迹。写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墓这一名胜古迹时，为了把稿件写深写细写活，我从北京图书馆分期分批借来了所有关于元朝的各种史料，从中筛选与成吉思汗本人及与陵墓有关的其他人的材料。

      材料占有的越丰富，文章写起来越自如。后来，我写成了长达6000余字的《成吉思汗陵墓的秘密》一文，《中国导游》杂志发表后，北京联大历史系一些学者都认为“写得深，有意思”。一位讲元史的副教授还把我文章中的一些珍贵史料，摘引到自己的讲稿中，向学生宣讲。

      为了获得大量活的、有趣的、鲜为人知的史料，我在写作中广泛与寺庙里的和尚交朋友，拜他们为师,让他们给我介绍名胜古迹的情况。《北京西山八大处游览趣闻》一文，长达14000余字，其材料有一半是八大处的海圆法师讲述的。《飞虹塔上藏国宝》一文，有些史料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学家巨赞法师借给我书，并帮我审定的。

      和写其他稿件一样，写作中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线索，我就顺蔓摸瓜，穷追不舍。写山西洪洞广胜寺的飞虹塔时，我听说塔里曾存放过金代佛经，距今800年，是稀世国宝。抗日战争中，我军为抢运这批佛经，与日军进行过一场斗争。我觉得好好写一写无神论者保护有神论者的经书，能充分反映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对祖国古老文化的热爱。便用3年多漫长的时间，一个一个地调查当年参加抢运经卷的人员。他们多是年事很高的党政负责人，有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牛佩宗，有商业部副部长杨少桥，有新疆煤炭局党组书记杨泽生，还涉及到中央领导薄一波同志，总计数十人。有的我当面采访，有的通信联系，尽可能多的向他们搜集材料。然后，写出了《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稀世国宝脱险记》、《赵城金藏始末记》等史料价值很高、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既宣传了名胜古迹，又宣传了共产党人、人民军队的大智大勇。写作中，我翻阅了建国以来所有报道《赵城金藏》的文稿，发现：在八路军抢运经卷这一问题上，所有报道都失实。考虑到这是党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有国际影响，我便写了一篇《有关抢运赵城金藏的部分文章及其失实问题》。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的几位教授看了这篇文章后，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我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填补了党史和佛教史在这方面的空白。

     1989年，我多次去山海关考察吴三桂降清处——威远城，并四处搜集有关资料，先给市政府写了一篇建议修复、开发威远城的报告，然后与人合作写了一出古装电视剧《威远城传奇》。后来我又以威远城为例，写了《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人得天独厚——关于文化产业的思考》一文，呼吁文化系统利用威远城遗址，开展文化之旅，建立自己的文化产业。此文在《秦皇岛日报》发表，获河北省群文学会论文三等奖。此外，1993年我还考察研究了清东陵，撰写了6000余字的《清东陵四大奇案》一文，刊1993年《旅游纵览》杂志7月号，后被多家报刊摘转。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教授朱跃庭认为，此文引用史料扎实可信，写法通俗，对提高清东陵知名度、吸引游客大有作用。

     2002年10月—2003年3月，我针对山西南部几个文物大县急于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业，先后考察、研究了万荣后土祠、王勃故里，河津龙门古渡，永济鹳雀楼，洪洞古大槐树，临汾尧陵、尧庙等古迹，然后撰写了12篇文章：《万荣：让凝固的历史鲜活起来》、《永济：鹳雀楼雄姿再现黄河岸》、《发展山西“寻根问祖游”的新思路》、《毛泽东关注后土祠》、《盛名传天下，文光射斗牛—记王勃和他的故乡》、《鲤鱼跳龙门与大禹凿龙门》、《祭黄帝宠妃，访嫘祖故乡》、《尧王让贤与尧都临汾》、《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西厢记与莺莺塔》、《“八仙”吕洞宾与“仙境”永乐宫》、《关羽·常平·关帝庙》、《飞虹塔和〈赵城金藏〉》。

    我将这些文章策划、编辑成两本《旅游纵览》山西特刊，分别于2003年第二期和第三期推出。为万荣县农历三月十八在后土祠举办的“全球华人祭后土圣母大典”和永济市重修鹳雀楼纪念，扩大了影响，吸引了游客，并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受到了万荣、永济、洪洞、河津及运城市、临汾市党政领导和旅游部门的赞扬。

      写名胜古迹，使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从而改变了做新闻工作博而不专的职业病，有了一门专长，踏上了“学者型记者”的台阶。

                      八、著书立说，向高层次迈进

      我围绕名胜古迹写文章、写报道，到1983年已写出长长短短100多篇东西，约30余万字。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全国各种旅游杂志、文物杂志和综合性知识杂志上，许多报纸也采用了一些，如《旅游》、《旅游天地》、《中国导游》、《地理知识》、《文物天地》、《新观察》、《科学之友》、《夜读》、《晋阳文艺》、《并州文化》、《中国旅游报》、《北京晚报》、《戏剧电影报》等。中国新闻社还向海外华人报刊推荐了40多篇稿件，香港《文汇报》、《立报》、美国《时代报》和法国《欧洲时报》都采用过。

     1983年，朋友们建议我把这些散见于报刊的文章汇编成书出版。

     从此,我开始编辑旅游图书。编辑时，只有我写的有关华北地区名胜古迹的文章约20万字，缺少反映全国名胜古迹诉文章。我就列出题目，向全国征稿，成了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我从有关报刊上查找写名胜古迹文章的作者姓名，再通过报刊责任编辑打听他们的通讯地址，然后在信中商量如何为我要编的书撰稿。稿子来后，我按照我的编辑意图进行加工修改，尔后再寄给作者征求意见。每篇稿子都翻来复去地通信协商几次，直到双方满意为止。

    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编辑工作，《中华名胜古迹趣闻录》（上下册）书稿近40万字，终于编选出来。发排前，内蒙古出版社认为书稿质量不错，要我请名家写序、题字。我便请诗人臧克家和作家廖沫沙为这本书题了诗、写了序。请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写了题词，请文物专家萨空了题写了书名

                                      （大图在相册中）

      1984年下半年，《中华名胜古迹趣闻录》出版发行后，出版社见此类书十分畅销，又要我编辑姐妹篇《中华名胜古迹传说》。我再一次向全国征稿，再一次改稿、编稿、谋划全书结构。84年下半年，这本书的第一、二分册编辑结束（共56万字）；1985、1986年分别出版。

     1987年，我转业后来到秦皇岛市已两年了。针对秦皇岛市是个甲级旅游开放城市，需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需要编印大批介绍当地风光名胜的书籍和画片等问题，我在文化局自发成立了一个《旅游文化丛书》编委会。自任丛书主编。1月，我制定了组稿计划，然后按计划约请北京等地的作者为我们撰写书稿。我自己主持编辑《秦皇岛名胜古迹传说》一书。1月发了征稿通知，4月间100多篇稿件陆续寄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选编、修改，6月初使书稿达到了“齐、清、定”的标准。书稿让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终审时，很快就通过了。为了使这部书稿在旅游旺季（7月）出版，我要求出版社委托我们在当地印刷。同意后，我自己设计了版式，请人画了封面和插图。书稿发到工厂后，我天天跑车间，跟班督促。校样一出来，我组织社会上有校对经验的同志，分头校改，昼夜突击，使排版时间大大缩短。6月15日正式发排，7月27日就装订出书，创造了当时我国出版界少有的印书速度。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为秦皇岛市的旅游文化开了一个好头。河北著名诗人刘章在火车上看到这本书后，特意在《中国旅游报》上发了一篇书评，指出：“我觉得，秦皇岛市文化局编出这本书是极有眼光的……他们编了这样一本内容极为丰富的旅游文化书，不但对每个景点起到导游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令人读而不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贾芝看到这本书后，也大加赞扬，说：“办了一件好事。把民间文学和旅游结合起来，让民间文学为旅游服务，这是民间文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尝试，值得提倡。”

                                    （大图在相册中）

      《秦皇岛名胜古迹传说》出版后，我又赶紧按出版计划抓第二、第三本书的组稿工作。1988年7月，又推出了《历代名人咏长城》和《名作家笔下的秦皇岛》两本书。

     《中华名胜古迹趣闻录》、《中华名胜古迹传说》、《秦皇岛名胜古迹传说》出版前后，我都分别向报刊写过书讯，向读者介绍这5本书，《中国旅游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工人日报》、《山西工人报》、《秦皇岛日报》等先后发表，有力地推动了这些新书的征订和发行工作。《中华名胜古迹趣闻录》发行高达22万册。

      1990年，秦皇岛市常务副市长赵禄祥同志，听说我擅长编书，便邀请我帮他组织一个写作班子，编纂一部历史巨著《国史镜鉴》。赵禄祥任该书的主编，我当第4副主编（共13名副主编）。我从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了40余名史学专家、教授，组成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历时4年，终于完成了大型历史文献《国史镜鉴》的编纂工作。在编委会中，我负责审阅40位作者写出的初稿，从写作方法上提出修改意见；出版社排出书稿大样后，我担任总校对。书出版后，我负责对外宣传、推介及部分发行工作，工作十分繁重。因此，赵禄祥主编在自序中这样表述了我在编纂《国史镜鉴》一书时的工作业绩：“我提出编纂〈国史镜鉴〉的构想，是在苦心酝酿了十年之后，1990年春节第一次同张崇发先生破题详谈的。我用了四个小时谈了编纂这部书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总体设想。……在组织编委和选拔作者的过程中，朱跃庭（注：第二副主编，北京大学分校副教授）、商传（注：第三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崇发、闻性真（注：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王兰锁（注：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先生作了大量工作”。

      这部书共400万字，4卷精装本， 1993年9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获“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1995年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1996年获“北京市优秀社科图书奖”。

     《国史镜鉴》出版后，我又独立主编了10部15卷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和一部内部发行的图书。这些图书是：

      1、《全国首届专科专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0万字，1991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

      2、《求医问药实用辞典》，25万字， 1992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3、《中国大陆求医购药指南》，24万字，中英文对照，1993年6月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发行；

      4、《顽痼杂病证治秘要》，79万字，1993年6月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发行；

      5、《秦皇岛餐饮名店100家》，10万字，1993年6月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发行；

      6、《临床专病治验辑要》，324万字，4卷精装本， 1994年9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获全国中医优秀图书一等奖。

      7、《中国名医良药实用辞典》，60万字，精装本， 1994年11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8、《中华医学新论》，517万字，5卷精装本，2卷平装本， 1995、1996、1997、1998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2005年，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号召后，我又受秦皇岛市纪委的委托，牵头组织10余人编写了一部《廉政文化手册》。我召集市音乐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的负责人开会，协商如何创作反腐倡廉歌曲和曲艺作品；召集市里几位楹联高手开会，向他们讲解廉政楹联的创作要求；召集市里几名画家开会，介绍自己关于廉政宣传画的创意和构思，启发画家的思路，并一次次对画稿提出修改意见。

      由于歌词作者对“廉政文化进校园”和“廉政文化进企业”理解不深，难以写出适合大、中、小学生和企业员工传唱的歌词，我便自己创作了13首歌词。其中少儿歌曲《我给爸爸发奖状》仅短短8句歌词：“杯杯美酒香又香，一杯美酒千斤粮，爷爷种田流血汗，我劝爸爸少去酒席场。杯杯美酒香又香，一杯美酒千斤粮，爸爸戒酒我高兴，我为爸爸发奖状。”在小学生中教唱后，不少小朋友像歌词说的那样，劝爸爸少参加公款宴请，不要酗酒，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歌曲由印刷厂排印出清样后，我和曲作者田立仁一起，到小学、社区和机关组织教唱，边唱边修改。“六一”前夕，我们二人还专门到燕秀里小学辅导了该校的歌唱活动，我给学校德育教研室写了“如何把音乐教育与道德品质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儿童廉洁品质”的策划方案，赠送了中国古代四大清官包公、狄仁杰、于成龙、海瑞的文字资料。

      廉政楹联的创作也是如此。几位楹联作者第一次写出的联句，往往说教多，标语、口号多,读起来不亲切，缺乏亲和力。我便自己动笔创作了50副。其中“钻营不会擅权不干学习焦裕录公仆精神代代传，送礼莫要给钱莫贪仿效牛玉儒艰苦本色天天讲”和“胸中有人民秉公为百姓不做高高在上旧官僚，心里装国家廉洁干事业争创天天务实新政府”两副长联，对政府公务员有很好的教育作用。

      将近30万字的《廉政文化手册》就这样由我组织各位作者共同编写完成，先印刷了500册内部赠阅本，参加了公安部在秦皇岛市公安局召开的全国公安战线廉政文化建设现场会，为秦皇岛市争得了荣誉。

      随后，《廉政文化手册》的公开出版遇到了经费上的困难。我迎难而上，自己出钱印制了几百张“合作出书广告单”，邮往一些省市纪委和文化局，寻找合作伙伴，寻求资金支持。山西运城市纪委、文化出版局闻风而动，表示愿意出资合作出版《廉政文化手册》一书。得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立即与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出版社审阅了《廉政文化手册》书稿，认为内容很好，同意公开出版，但要求调整、增删书稿内容。时值8月，酷热难耐。为了达到出版社的出书标准，尽快出版国内第一本专门为廉政文化“五进”而编写的书，我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奔波于北京和山西之间。我自费坐火车到山西运城市，两次深入到闻喜县农村，调查、搜集古代廉吏司马光的史料；两次深入到新绛、芮城县，搜集广大群众以古代“文臣七条碑”为主题创作的廉政楹联。从而使这部书中增加了运城市的地域文化内容，突出了特色廉政文化。最后，中国方正出版社决定将《廉政文化手册》改名为《基层廉政文化建设实用指南》，于2005年年底公开出版，全国发行。中纪委原副书记傅杰为这本书题词，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银焕为这本书作序。从此，我辛辛苦苦组织10多名作者编写的这本书,终于以较快的步伐踏进了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行列。

      编入《基层廉政文化建设实用指南》一书中的26首廉政歌曲，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比较高，其中的《西柏坡的嘱托》和《纪检干部之歌》被评为“全国反腐倡廉歌曲”一等奖和三等奖，由我作词的儿童歌曲《荷花颂》被河北省纪委评为优秀奖。据报道，这次评选活动规模空前，全国参评歌曲67000余首。由我主持编写的这本书中竟有两首歌曲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两项国家级大奖，证明这本书的质量确实较高。这既是我们这些词曲作者的荣誉，也是《基层廉政文化建设实用指南》一书的荣誉。

      在编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聘请了两名排版技术熟练的在岗电脑操作员，让他们利用夜间工余时间录入、排版。每晚我都要守在电脑旁，配合排版人员工作。这样，整整干了一个多月，每晚我都熬夜到10点，有一次竟熬了一个通宵。60岁的我，仍然开夜车拼老命，不值得提倡，但这是我参加工作40年来养成的一种工作习惯。为了抢速度、赶时间，早出成果，我乐于这么做，还从来不要加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