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曲

“文革”中，解放军“三支两军”也要彻底否定吗？

        张崇发

     汶川大地震中，军人在危难时刻的重大作用，再次显现出来。由此，我想到“文革”中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作用。

     两年前，人民解放军一位上将，在公开场合、大庭广众之下讲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参加“三支两军”而受处分的同志，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都老了，不要再让这些人背黑锅了，应当“一风吹”，撤销处分，让他们欢度晚年。

     在今天这种政治形式下，老将军敢公开讲这种话，不仅表明老将军有过人的胆量，还表明老将军有深邃的思想！

     老将军这段话，给我们出了一道十分严肃的思考题：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要不要彻底否定？在“三支两军“中，出现的失误、过错，其责任由谁来承担？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背了处分、受到处理的解放军指战员们，是否要把“三支两军”的政治包袱背到坟墓里去？

     老将军这段话，勾起了我对文革中“三支两军”的回忆。

     1966年，是我入伍的第二年。“8.18”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运动中，随着政治观点的分岐，两派形成了；随后，两派争正确、争支持，从打口水仗变成了打枪炮仗，武斗也开始了。这样，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就受到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了保证运动和生产，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走出军营，到群众中去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管一些国家重要单位，军训大中专学生。

     在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冲锋在前，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还要保卫祖国，防止“苏修”侵犯，起到了稳定形势，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

     毛主席当年表扬解放军：为人民、为国家“立了新功”！

     1979年之后，随着“文革”的被否定，许多地方把“文革”中发生的问题，算到“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头上，使相当一部分留到地方参加“三结合”的解放军支左人员，和部分已撤回部队的支左人员背了处分，有的人被他们支左的单位整得死去活来，少数高级干部因在文革中带领一个军一个师，负责一个省一个市的“三支两军”工作，也背了处分。比如，我所知道的前21军军长，后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胡炜老将军，就因在陕西支左，被陕西扣上了“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的大帽子，给了个严重警告处分。他从1977年57岁开始受审查，直到现在88岁，31年间一直处于受审查、等结论、靠边站、休息的状态。丧失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最佳时机。

      再说32年前的1976年，文革最后一年，毛主席、党中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党全军全国，只要是身在大陆的中国人都参加了，大会小会批判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0月，“四人帮”被抓后，政治形势骤变，“批邓”的人立马犯了大错误，先立案审查，再给予处分，不少人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比如我吧，审查结论上就曾写过一条：“恶毒攻击邓副主席，说：什么什么。”这么写，我不服啊，我申辩说：“当时批邓副主席，这是事实，批的那些话，确实不好听，但那是在开批判大会呀，在那样的大会上，党委指定我发言，而且要我批出水平来。我如果不说上纲上线的话，就说你批判不深刻。如果我当时唱反调，说邓小平同志如何如何好，立马还不把我抓起来送监狱呀！”

      我强烈要求：这条错误不能算到我头上！要算，就得这么写结论：“1976年X月X日，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党委组织召开批邓大会上，张崇发恶毒攻击邓副主席，说：什么什么。”

      搞我专案的人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张崇发，你搞文字工作，这么咬文嚼字可不行！”

      我说：“这不是咬文嚼字，这是实事求是地表述这件事。你们那样写，本末倒置，掐头去尾，歪曲了事情的真相。”

      开始，专案组不改变写法。

      我就坚持：一、不算我个人的错误，一个字不写；二、要写，就按我说的那样写。要不，这个结论我坚决不签字。

      最后，专案组同意撤销“批邓”这条错误，结论上一字不写。

      这不是他们让步了，是当时清查工作来了新精神：“中央已撤消了12个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文件，作为个人结论就不要写了。”

     可是，处分还得给我。他们的理由是：“取消了这一条，并不改变整个问题的性质。”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年头，整人还是用“左”的一套！

     现在，32年过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文革”中军队处理错了的案件是何态度？

     近10多年来，我年年申诉，军队纪检部门总用一个所谓的“中央精神”来搪塞：“凡两案（林彪案、四人帮案）问题，已经做了结论和处分的，一律不再重新处理。”

     他们把“文革”中的案件，统统挂在“两案”上，而且口封得很死：拒绝甄别，拒绝平反，一律不再重新处理！就是要让你把处分背到坟墓里去。

     据说，这个所谓的“中央精神”是杨尚昆在一个军队老干部的申诉上的批示。

     把杨尚昆一个人的错误批示，当成“中央精神”，一用10多年。这是共产党的悲哀！这个“中央精神”，是对“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公然背叛，是对“有错必纠”办案原则的肆意践踏！

     我的开除党籍的处分，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违背组织原则，未经支部大会讨论，个人下令的。

     1979年，军区政治部领导、宣传部领导，一致认为：1974年在军委帮助工作，1976年在军区机关“批邓”，属于“说错话办错事”，不作结论，不给处分。

     但秦基伟不干，非要开除党籍。真正原因是：我认识叶副主席，找过叶副主席两次，给叶帅写的申诉信上有一句话“北京军区不讲政策审查了我两年，现在让我转业，我想不通。”秦基伟看了这封信上的这句话，大发雷霆，认为我到叶帅那里告了北京军区的状，于是非要开除我党籍。

     秦基伟位高权重，谁敢惹他？明明知道处理错了，处理重了，当时谁也不敢为我说公道话。拖到1984年，我被迫背着开除党籍的处分转业。

     现在，秦不在了，大气候好一些了，一些人敢讲真话了。北京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现年89岁高龄的戴秉孚将军，2006年4月给我写了证明，说：“当时我分管落实政策工作，认为处理过重，应当恢复党籍。”宣传部两位老部长吴炳洲、韩东弼也写证明说：秦司令开除张崇发党籍，“情况属实，应当撤销处分，恢复党籍。”

     但是，北京军区纪检部却坚持“中央有精神，不能重新处理。”

     显然，这个所谓的“中央精神”，是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的最大障碍。

     为了废止这个“中央精神”，76、77年我先后给胡锦涛、贺国强等中央领导写过《这个“中央精神”应当坚决废止》的建议信（见我的博文）。

     希望有正义感、有门道的网友，把这篇文章转发到胡总书记看的人民网上去！！我操作电脑不熟练，发不上去啊！